东昌府木版年画，属于阳谷县张秋年画支流，取材范围非常广泛，包括耕织图、小渔家乐、戏曲故事和福禄吉庆等。
2008年6月，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中国民间木版画，唐以前未发现有文献记载，宋代开始流行独幅版画，当时叫“纸画”，明朝改称“画贴”，清初有的地方叫做“卫画”，还有的地方称做“画张”。“年画”一词出现于清道光二十九年，顾名思义是指过年张贴的画，后来这一名称被文化人沿用。
古代东昌府与潍坊杨家埠并称山东两大民间画市，代表着山东木版年画的东西两大系统，很早就在国内享有盛誉。
从东昌府遗留下来的“童子花篮子”门画看，这种版画是从宋代独幅版画美女娃娃发展而来的。公元1127年，金兵攻破汴梁，一些雕版工匠被掳往平阳（今山西临汾），使这地区成为雕版印刷的一个中心。
明末清初，山西、陕西商客首先在“五方商贾辐辏，物阜繁齿”的阳谷县张秋镇开设了3家年画店。后来，其中之一的“刘振升画店”迁到东昌府（山东聊城）东关清孝街，而后各地商贾蜂拥而至，竞开画店。
在此之前，东昌府的刻书业甚为发达，刻书业的插图雕刻艺人专门负责为各个作坊雕刻画版，是他们开创了独树—帜的东昌府民间版画。
据考查，东昌府木版年画作坊分布于聊城、堂邑、阳谷、寿张、东阿、莘县、朝城、范县、古城等二十多个城镇和乡村。
清末，聊城的“五福祥、义和祥、福盛和、同泰、同顺和、裕兴和、相源成、德聚成、魁元隆、广和、同顺兴、义和成、源茂永、鲁兴聚等20多家大堂号画店相继出现。有的是农历六月，有的是九月、十月着手开始印画。着手最晚的作坊甚至是农历腊月初挂作坊牌子。每个作坊每年平均需用纸600斤，每年春节前，各种年画纷纷上市，引人注目。产品销往鲁西、鲁南、鲁北各县，有的还远销到山西、河南、河北、东北等地。
民国时期，东昌府木版年画达到鼎盛时期。近代由于漕运的废止，运河断流，津浦、京汉铁路的兴修，京杭大运河给予鲁西北的地利日渐式微，丰富多彩的东昌府木版年画也失去了往日的辉煌。
民间工艺都有一套固定的工艺流程。民间艺人非常重视恪守它的程式化，有些近乎于对仪式的崇拜与遵从，都是师傅传下来的规矩，是保证手艺不走样并获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古东昌府木版年画中，刻板工序和印刷工序就伐、支、桃、跟四个刀序，接下来是下空、出渣、净底；印刷的工序有夹纸、爽纸、定纸、套色、晾、分类、批发等等，工艺流程实际反映着一种文化认识。
每一种成功的民间工艺，在制作方法上都有自己的诀窍，从这种意义上说这属于民间艺人的知识产权，因为他们在传承技术时也对之倍加珍惜，有些还对外人秘而不宣，像古东昌年画制作中的“熟版”工艺，印刷中的“双拉”，构对颜色等，这些都是艺人们实践的经验结晶。
民间工艺几乎都有一部分要靠心、手的感觉才能把握的操作技能，这必须依赖长期的制作实践，否则是难以掌握的。像东昌府木版年画中的印刷过程的心手感应等等就是如此。这也是一种文化，其巧妙之处，恰恰在于其难以言传，必须亲自经历，亲自实践。
选材，凡属自然之物都是民间工艺首选的材料，也是人们对大自然索取的最早认识和相对合理的利用，其中就反映民间文化的智慧。东昌府木版年画选用梨木雕制木版，用松烟、茶水制黑色，槐米制黄色，葵花籽制紫色，生铜末锈制绿色，石青粉制青色就是很好的例子。
刻版艺人，这个群体是源于东昌府古老的刻书业，他们是从为书籍雕刻插图开始，扩展到门神、纸码等品类的创作。印版分为大号、中号、小号三种，大号版长约60厘米，宽约40厘米；中9版长约40厘米，宽约30米；小号版长约30厘米，宽约20厘米，还有十几厘米的神码。
刷印工人来源于东昌府刻书业，从木版印刷书转业到刷印民间版画，像做刻版艺人一样，代代相传，是一个专业刷印群体。东昌府印画是“双拉”，“双拉”是一次同时印两个画版，左手一边用棕刷向画版上刷色，然后放下棕刷、马上再均左手将纸放在色板上，这是左手的分工；右手拿“趟子”在纸的背面前后左右赶印，然后放下“趟子”，再用右手把印好的画从色版上揭下来，这是右手的分工。“双拉”同时印两种画，再加上双手的特殊合理分工，自然是印得快。“双拉”的刷印方法比较难，难点是印色不容易套准确。但是刻书业的印刷“绝活”，借转到刷印民间版画，“双拉”的这一诀窍，既是经验，又是功夫。
东昌府由于黄河改道、运河堵塞等原因渐渐衰落，东昌府木版年画也渐渐埋没于民间，却也因此保持了其原汁原味。这种大俗大雅的作品，极具艺术吸引力。另外，东昌府年画的“灶君”神码有72种之多，虽然内容形式不尽一致，但风格是统一的。
东昌府木版年画具有年画、门神画合为一体的特点。构图简洁，整体感强；人物造型眼形窄长，鼻梁鼻翼瘦窄，形象丰满质朴；线条刚劲、流畅、圆润，弧中有直，柔中有刚；色彩柔和、鲜明、古朴。
东昌府木版年画在塑造人物时往往采用夸张的手法。全部用木版分色套印，有丹红、粉红、黄绿、青、黑等，最多的为七色八版，整个画面五彩缤纷，装饰性强。
东昌府木版年画独有的艺术特点是：整体造型统一生动、传神，运动感强，艺术的装饰技法协调，构图饱满，造型圆中见方，对物象结构进行概括、夸张、强化。比如：头大身小，但是视觉上非常舒服。精湛高超的运刀技巧，产生了自然流露的刀迹——线条刚劲，弧线、直线并用，在一根线条中常出现停顿和转折的直角，具有力度感、节奏感和韵律感。线条为表达意象而概括，如作品上边一只手的表现，没有画出具体的手指，下边一只手的造型却是采取意象的具体表现，和上边的手形成对比。两人物双手中的鞭、锏构图位置动势得体，恰似两臂正在舞动。面部五官表情生动，嘴缝一条直线与双眼形成反透视关系，这样更具有艺术趣味。色彩分布均衡、对比强烈，具有装饰美。由于木版的时间久远、印刷的磨损，刷印呈现的画面线条反而更有一种自然协调的古朴之感。民间的就是民间的，俗中必有大雅。东昌府这对门画是难得的大雅艺术作品，它和后来重新翻刻的作品有本质的区别。东昌府的民间雕刻家把代代祖传的实践经验，都自然成熟地蕴藏在版画创造之中，天真与稚嫩、粗犷和神秘反映出农业社会的艺术气象，是用精神内视的意想和心象去创造的、又是历史文化的载体。
东昌府木版年画取材有两大类：一是古代神话、民间传说和历史人物，如“天仙配”、“武松打虎”、“钟馗”等；二是选用呈祥、喜庆、欢快的吉庆内容，如“双喜临门”、“麒麟送子”等。
东昌府年画以神像为主，题材有门神、判头、灶王、天地牌、全神等。门神数量较多，除了与各地相似的题材外，还有取材小说《三国演义》和《杨家将》的“赵云救阿斗”、“马超战马岱”、“火烧杨滚”等，除此以外，还有一部分儿童题材的房门画，俗称娃娃画。有花篮娃娃、钓鱼娃娃、采藕娃娃以及《刘海戏金蟾》、《独占鳌头》等，《状元及第》、《五子登科》等也十分普遍，这些均反映了当地的民情和爱好，寄托了大吉大利的乡村情感。
东昌府木版年画除门神画外，又有了包括当地风俗和历史故事在内的多种年画品种。
在已收集到的作品中，有“单摇钱灶’、“大金灶”、“大粉灶”、“南天门灶”、“牛黄灶”等三十多个品种。民间传说“灶君”神码有72种。东昌府的“灶君”艺术作品、内容形式不尽一致，风格是统一的，这个共同的艺术特点是，构图饱满、装饰协调，主神形象最大，其它神像均小。线的组织有疏有密，造型直线概括。比如“南天门灶”这张作品，在高3l厘米、宽22厘米的画面上，有26个人物形象，“灶君”造型比例最大，次是两位神奶奶，其余人物渐小。由于在“灶君府”的上方图案象征“南天门”，民间称它为“南天门灶”。上方左右各一位“天马行空”的信差，正奔上“南天门”向玉皇大帝禀报民间的情况，两位信差的造型动态和飞马的直线变形均衡对称.而每个细节都有艺术的变化不再重复。正面“灶君”形象，面部是直线、弧线连接，特别是鼻翼、鼻骨的结构造型，两条竖线垂直水平线，然后45度斜线相切成三角形，侧面的鼻形结构也用直角三角形来概括。眼睛是直线与弧线、口形隙是一条直线，下边连接半圆来表示嘴唇。回面两边的“八仙”人物特征抽象突山、最下方门神两侧马的结构造型奇特，鸡、狗结构比例虽小，但是非常生动有趣。可以说整个画面是意象观念的符号艺术。
明、清时期至解放前后，山东、河南、河北三省交界的运河两岸民间盛行使用折扇，是一项重要的民俗工艺品。扇面（纸）版画有的是东昌府的艺人刻制的，主要以传统戏曲舞台的人物为题材，这种艺术形式，在宋元时期民间美术家已经广泛使用。把瞬息万变的戏曲演出情节，呈现在壁画、画像砖、木雕、纸绢等上面。由此可以说折扇版画是民间传统艺术的继承和发展。比如，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中赵子龙单骑救主的故事，编成戏曲后，又成了折扇版画。
作品中塑造的六位人物神态、动态各异。画面中虽然没有马，但是从赵云怀中的阿斗，就能让观者联想到历史故事。通过舞台道具圈椅、舞台人物的高底靴，便知舞台的演出情节。画中赵云怀抱阿斗，双手下垂，显示出身突重围，已经精疲力尽、无力再战和气势汹汹的三位曹营兵将正欲活捉赵云形成鲜明的强弱对比，绘画语言表达明确。对抗、平衡矛盾，就是靠双眼圆睁的张飞，他站立在圈椅之上，双手横刀，挡住对方，而使曹兵不敢冒进。再看赵云由于援兵的到来，好似也松了一口气，赶快躲避，救出幼主。民间艺人根据画面构图的需要把张飞的长矛换成了大刀，这把刀构造型与曹将手中的刀形成对比，从兵器上同时压倒了曹营将兵。整个画面人物、道具构图动势变化统一。
明清时代的漕运给聊城带来了几百年的繁荣，也给东昌府木版年画的发展提供了便利。聊城位于晋冀鲁豫交界地带，年画同样像其他文化形式一样具有辐射性、带动性，从而带动了周边地区木版年画的发展。
现代印刷技术的发展对传统木版年画的手工制版和印刷冲击很大，使东昌府木版年画作坊越来越少，绝大部分木版的版式已面临灭绝，传统的年画刻版技艺和印刷技术的传承也难以为继。
东昌府木版年画属于农民自己的艺术，是“纯民间的东西”。年画形象质朴、自然、简练，直白地表达了农民那种朴实无华的愿望。很多画面都有情节性、装饰性、趣味性，色彩鲜艳强烈。
东昌府木版年画在鼎盛时就分工明显，堂邑镇一带刻制年画木版，梁水镇一带印刷木版年画，而东昌府沿运河一带则以销售木版年画为主。这种分工有利于木版年画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幸运的是，虽然木版年画式微，堂邑、梁水镇仍有传承下来的老艺人，使这一独特珍贵的民间艺术没有完全失传。
但是，尽管有老艺人重操旧业，但其中大部分优秀的艺人年事已高，心有余而力不足，很难再出精品之作。
东昌府区已在着手抢救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除了进行资料整理、汇编等静态保护外，他们把着重点放在对民间刻版艺人的保护上，以堂邑镇许堤口村、梁水镇大赵村为重点，建立非物质文化生态保护村，对从艺队伍实行保护，并培养传承人。另外，依托一年一度的“中国江北水城文化旅游节”，组织“东昌府木版年画工艺品展”主题活动，通过精心包装的木版年画，对外展示聊城深厚的文化底蕴，让更多的人了解这种古老的民间艺术。
2008年6月，东昌府木版年画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011年11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学”学科带头人、聊城大学美术学院张宪昌教授在天津参加了中国木版年画国际论坛，包括东昌府在内的中国16家中国木版年画属地，联合签署了《“中国木版年画”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宣言》，全面启动“中国木版年画”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项工作。聊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设计系首次开设 “东昌木版年画”艺术课程，大学生们通过学习木版年画的绘画、雕刻、印刷等技艺，来保护和发扬这一“非遗”艺术。此次展览是该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学研究成果展，也是该学科“十二五”建设开局展。
张宪昌教授为了研究东昌府年画，抢救民俗文化，他走遍了聊城大大小小的县城、乡村。张宪昌用自己的身体力行实现着对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在张宪昌的带动下，几位热爱木版年画的老同志自发组成了东昌府年画社，对传统的木版年画进行移植再创造，并开发新的年画产品。社长徐秀贞把自己的一处房子布置成了工作室，从拜访老工匠刻版再到印年画、保存画板、整理画册，每一样流程她都亲自上阵，徐秀贞自掏腰包从最初的收集年画，到联系买木材对古版年画进行修复和再创造，这背后不仅有家人的支持更有她对年画的一腔热情和责任感。
为了这门老手艺继续传承和发展，聊城大学美术学院开办了木版年画的课程。把年画刻版、印刷等工艺的操作纳入大学的教学课程，让同学们切身体会了中国民间美术的魅力。
2012年，东昌府木版年画保护传承基地在聊城大学揭牌成立，此举对于保护、研究、开发和传承东昌府木版年画将起到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