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甚密，不能分晰，故抄誊讹错耳。又如‘国家’字应抬高一字，则凡论古今地名处，如‘国家四郊多垒’、‘社稷危亡’之类，亦无不抬头。武生自称‘生’，则应于行内稍偏，乃又将‘生人’、‘生物’、‘生机杀机’之生字，一概偏在侧边。如此者不一而足。然外场已挑好‘双好’字号，则不得不取中。幸武闱无磨勘之例，可不深求耳。”实际上康熙注意到了科举文武分途不利于造就兼备人材的问题，他曾要求打破考试中的传统界线，允许文武生员举人交叉考试，武科举人可以改考文科进士，文科举人可以改考武科进士。康熙认为：“如此则各得展其所学，文武两途，皆得真才矣。”然而，整个清代，文武交叉考试者寥寥无几。文武各成畛域而壁垒森严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文人不武，武人不文，文武兼长的人材也就越来越少。文武分途的考试制度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材，却很难造就出云文云武的博通人材，应该说这是科举制度的弊端之一，也是清朝中后期政坛上出将入相人材日见匮乏的原因之一。
上面所讲考试办法，是会试一级的，乡试、童试的考试办法与会试大致相同，只二场弓、刀、石的份量相应降低，马步射降为九发二中为合格。
清朝对武科乡试、会试的录取额有具体规定。康熙二十六年（1687）规定，武乡试录取名额约为文乡试的一半，全国共八百四十名左右。其中河北省（直隶），一百零八名，其他各省六十名以下不等。会试录取名额康熙初年以前，大致在每次录取二百名到一百名之间。康熙十八年定额一百名，后来又规定不拘定额，特别是不拘各省分配的定额，只按考试成绩，奏报皇帝，由皇帝和主考大臣临时酌定录取人数。酌定时也要考虑到各省都有名额，但一甲、二甲只依据成绩圈定，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每科参加会试的武举人，一般在千人左右，有时多到两千人左右，进士录取额如果平均以一百二十人计，那么录取比例差不多是在十人或十几人中取一名，显然，考取武进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落第的武举人，雍正年间曾规定按路程远近发给回家路费，多则十两，少则四、五两。而大部分武举人，按规定可到兵部注册，由兵部依据个人成绩分三等授予武职，也可以到本省军营中效力。总之，只要有一个武举人资格，就算有了进身之机，同样也有逐步升迁的机会。
清代武举制度与大清帝国相始终。鸦片战争以后，频繁的御侮战争中，早就显露出武举人材不能适应新的战争，除了长矛大刀与坚船利炮之间的差距外，更重要的还是基本素质和军事思想上的差距。然而朝野上下株守陈规，玩岁愒日，武举考试竟一直被延续下去。光绪二十一年，荣禄首先提出废止武举考试，他说：“自火器盛行，弓矢已失其利，习非所用，与八比试帖之弊略同。积弱之端，未始不由于此。”他主张各省创设武备学堂，以西洋军事课程培养新式军人。然而荣禄的倡议并没有得到大多数朝臣的响应。一拖便是几年，光绪二十四年照例举行武举会试——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武会试。不久，要求改革的呼声又一次响起来，“内外臣工请变更武科旧制，废弓、矢、刀、石，试枪炮。”然而依旧未能实行改革。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武举制度才终于被宣布废止。可惜这已经太晚了，仅仅十年后，大清帝国便宣告灭亡了。